刺绣图案的立面重现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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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图案的立面重现学术论文

  本文关键词:刺绣,重现,图案,立面

刺绣图案的立面重现学术论文

  1 爱尼挎包的特点和分类

  西双版纳在傣语中意为“十二个版纳”,版纳是傣族古时的计量单位。从公元前220年开始,西双版纳就开始呈现出多民族聚集的状态。而在经历勐龙金赤国、大理国等若干个朝代的更迭后,以傣族为首的族群,更是与多个族群和平共处,在西双版纳地区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

  以哈尼族为例,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主要分为吉威(平头爱尼)、吉坐(尖头爱尼)和吉表3个胞系。爱尼的服装、服飾是该族七个支系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爱尼人的服饰从纺织到首饰的加工制作,再到色彩搭配,均渗透着一种张扬的美,是哈尼族智慧才华和精湛手工技艺的结晶。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却将语言、所见所感绣于衣袖之间,哈尼妇女们用红、绿、蓝、紫、黄、青、白等颜色的丝线,用手工绣出来的刺绣品,不仅形象生动、逼真,色彩艳丽,还包涵了哈尼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比如其中的绣花针法就主要使用“挑花”、“十字花”等线条,用经纬纹路明显的平布做挑花布,用绣花线跳出X字形。同时使用银泡、银扣、银链、彩绒花、七色珠子、贝壳、果实相配衬做装饰等等。

  爱尼挎包的表现形式以二方连续和带状分布为主。其中又分为起源传说类、生存劳动类、文化习俗类和动植物类四个类型。

  第一种起源传说类,主要是用图案表现物种的起源以及代代相传的的民间传说。爱尼人在族群演进过程中,由于对自然的认知能力限制,积累了大量的传说和故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名字叫“航来培让”(音译),意位老虎的脚印。除了事件性质的传说,抽象寓意的传说也被完整的表达在了刺绣中。如“玉璞”(音译,葫芦)的传说就是典型。爱尼人认为葫芦是地球上所有植物的仓库,是万千动物的生命摇篮。

  第二种生存劳动环境类。这种图案通过介绍房屋、农具的各种形态,传达人们劳动生产的状态和心得。如“美科”(音译,房舍)的故事,就描述了爱尼人十分向往的人间天堂——美科的环境。

  第三种是文化习俗类,通过图案介绍族群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如“苗瓢”(音译,脸面)的故事就讲述了爱尼人不遵守法律而受处罚的故事。它的核心思想,表达了人们因为不遵从族群律法而导致的后果。

  第四种类型是平面上对动物和植物的概括。通过简易的几何概括生活劳作环境中所见的动植物。一些爱尼人的挎包图案甚至在层次排布上对原有生活环境的样子做了还原。

  2 产品意义上图案的理解

  将传统的图形运用到今天的'产品上,本就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尝试。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就曾在由吴云编写的《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中,探讨了“拿来主义”的同时,表达了对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本看法。而从欧洲设计发展的脉络来看,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也由此开始了数百年。大部分时候现代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改变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做着相应的破坏,这种破坏有时候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生存状态,甚至使传统完全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牺牲品。当然,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见,“现代”总是一种手段,可以让传统在今天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抛开产品开发的现代与传统不谈,图案对于产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且关键的。一个产品从想法、到形态再到功能实现,是一个完整的转变过程。而图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识别作用,这个作用几千年来并没有发生变化。新石器时代末期,部落就会使用在陶土上的不同涂画,来表明物品的归属和使用范围。这个作用和市场联系起来后,识别的意义也由单纯的区别,开始丰富为影响产品是否能够成型、是否能够打破差异化的关键因素。

  3 立面设计的实践

  图案的展现,在立面和平面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立面强调图案与对象的契合,立面自身的变化会给图案带来新的生机和解读角度;平面的图案相对立面而言较为直接,信息传达的途径也非常明显。二者相比之下,立面信息的传递需要更多从“审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更多新层面的阐释和补充,而平面信息的传递则直接通过平面就能获取。

  从文创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是该论文实践部分的出发点。文创产品需要满足的基本特质也需要在该产品中进行实现。其中要求产品具备文化的可识别性,功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市场化的可能性。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爱尼人处在地域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着丰富的竹类资源,当地竹文化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干栏”式竹楼、背篓 、鸡笼鸭笼、篾桌、合壶、水烟筒、还有著名的竹筒舞等都是竹文化的体现。为表现其地域特色,采用竹筒原型为主要材质制作包具,来进行立面结构上的第一层暗示,以此表现强烈的“竹生长地区族群”的地域特色。在替换原有土布材质的同时,为图案立面改造提供充分的空间。

  在图形方面,基本保留了集中关键的传统爱尼刺绣图案,选取了图案中的关键部分进行了提取、重构和色彩重搭,精简了二方连续的图形表达模式。这样做的原因是更方便其在立面表现上的运用。其他装饰方面,也会加入原有立面结构上出现的文化特征,诸如银泡、银扣、银链、彩绒花、七色珠子、贝壳、果实等与包进行配对,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强化爱尼族群特色。

  4 总结

  刺绣图案的立面重现在许多领域都有尝试。尤其在黔东南的苗刺绣转化,云南境内的彝族、白族刺绣的转化,甚至大理地区扎染的产品转化等等。

  这种对于图案切割后附着于新载体上的做法,成为当今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的基本途径之一,只不过载体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着改变罢了。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手段具备一定的难度,一是由于环境的根本改变导致在材质选择上、特别是载体选择上无法与原有材料保持高度一致;二是由于原本产品的存在动因在今天的生产结构中已经脱离或者被新的生产力所取代,功能性上大打折扣,即便我们将图案附着上了新的载体,这种在图案与新载体之间的“断裂感”,也会对产品原有的体系和文化自身造成相当的损害。譬如大量出现的民族文化手机壳、明信片等等。因此,对于立面上的“重现”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对原有文化体系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找到其中的关键点用于改进和创意;其次才是在艺术层面上关于立面和图案的解构问题。这也是进行民族类型产品转化的基本逻辑。

  参考文献:

  [1] 吴云.“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M].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

  [2] 潘红.学科建设与文化创意[M].云南人民出版社,015.

  [3] 潘鲁生.民艺学概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4] 诺曼.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M].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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